极简大国制造史：下一个30年，谁主沉浮？(极简史 二混子)

文：秦朔

来源：选自新书《万物生生》序篇

178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来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工厂参观。博尔顿报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乔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

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

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从手工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瓦特去世后，讣文中写道：“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回顾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经成为制造强国而走向繁荣富强。

2020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点，中国已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28%。

然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为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美国和德国？

1776 年，博尔顿和瓦特蒸的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这被认为是蒸汽机投入实际生产的开端。

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序言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他还强调了“看不见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

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1776 年，在一个新大陆上，美国建国。

在1776年这个时点上，几种不约而同的力量的交会，勾勒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个基本结构：人的自由权利 + 用市场配置资源 + 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完成的。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 兰德斯说：“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地位。

1870年到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倍多，同期美国增长了8倍多，德国增长了4倍多。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这是为什么？

美国学者马丁· 威纳在《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工业城市被作家和报纸描写成丑陋的怪物，而乡村静谧、安适的环境被讴歌；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的过程。

在乡绅文化影响下，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时，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设备相对陈旧。

后发的美、德等国则率先采用新技术，在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内燃机和汽车等新兴领域迅速崛起。

当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时，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正蓬勃发展。

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从钢铁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半导体、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美国的创新从未止步。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还是英国的学徒，要从英国“进口”技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在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和英国、德国不相上下。

1894 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中国在古代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

1585 年，西班牙人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林纳达的丝，是该国的一宗最大的贸易”。

洋枪洋炮的冲击，让清政府中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官员看到， 在近代科学原理的指引下，他们原以为的“蛮夷之国”早已在工业化进程中脱胎换骨。

觉醒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原点。

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以及连绵的战火让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环境，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但由于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只能在相对封闭、备战性、指令性的状态下，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

其间既有“两弹一星”、石油大会战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单一所有制、指令性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不注重民生产品、僵化与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9 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这位经济领导人点透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缺少市场调节，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40 多年过去，从产能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最新版本。

下一个30 年、40 年，谁主沉浮？

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中国制造业仍将是世界制造业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制造业诗篇。

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这五大制造业国家之后，一批新兴经济体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跃跃欲试。但从国家综合能力和制造业的先进性来看，后者与前者还有巨大的差距。

印度、越南、墨西哥将在全球制造业的未来版图中占据更多份额，或许没有太大悬念，这是产业分工的规律决定的。

但撼山易，撼中国制造难。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世罕其匹，从简单组装到复杂制造、创造智造，均有广阔空间。

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力将源远流长，有转移，更有转型、升级和创新。

从二战结束后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全球制造业格局重写，给了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发展机会，但美国也在不断反思。

2012 年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显然，制造业的失去不仅关乎就业，更关乎产业能力。很多创新都是需要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的。

把制造统统外包，短期可以让公司的财务回报变得靓丽，提升资本回报，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创新土壤送给别人”。

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回顾历史，我们相信，生产性创新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

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坚强的制造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里不慌。

中国制造业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 路漫漫其修远兮。制造业依然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制造业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一叶知秋。答案装在每一个有理想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心里。

而《万物生生》这本书，将通过对一家穿越了 40 年风云变化，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有起有伏，走向全球、走上产业创新高地的大型企业集团的解剖，帮助人们找到一些真实的回答， 让历史告诉未来，也让那种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精神永远陪伴我们前进。

秦朔团队2021新商业文明观察成果

中国工业制造业转型及全球化创新样本

《万物生生：TCL敢为40年》

10月26日，TCL将联合中信出版及光点传媒共同举办“万物生生——从TCL读懂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制造”新书品鉴会。现场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先生，《万物生生》作者秦朔团队及社会知名学者将一起探讨交流，分享对于中国制造业谋新篇、启新局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