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开出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_「商票专题」我国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企业商业承兑汇票)

本文阅读提示词：企业开出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商票是不是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出票

经过多年的发展，票据市场逐渐发展为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商业承兑汇票为辅的市场格局。在监管限制风险进一步向银行集中的背景下，银行承兑汇票增长将遇到瓶颈，未来票据的增量将主要取决于商业承兑汇票。本篇主要讲述我国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

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商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由银行以外承兑的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商票不仅是一种支付工具，当企业之间建立起可靠的商业信用链条，它还是一种重要融资工具。根据形式的不同，商票分为纸质商票和电子商票，目前电子商票的最长期限为1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基于商业信用的商业承兑汇票并无发展土壤，直至1979年，人民银行才批准部分企业签发商业汇票。40年来，商票经历了从地区试点到向全国推广的漫长历程，也经历了从纸质商票向电子商票的历史转变。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搞活金融 , 搞活经济 , 更好地发挥银行职能作用,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自1980年下半年起 , 在调查研究试点基础上 , 拟订了《票据承兑、 贴现试行办法》 , 报经人总行批准试行。1981年2月，人民银行上海市杨浦区办事处和黄浦区办事处办理了第一笔同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当时上海纺织行业和服装行业发达，由于服装销售呆滞，纺织行业销售货款被服装行业拖欠严重，因此，商票首先这两个行业中试点推广。试点期间，这两个行业的商票业务取得明显成效，仅1983年的四、五月份，上海针织站就签发了1590万元的商票。

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规定在全国统一推行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于1985年4月1日起执行。

此后，商票开始在全国推广起来，但总体而言效果不佳。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于1986年开始试办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业务，至1991年，当年全省商票的签发量仅为820万元，贴现量为110万元；同期银票的签发量为15.98亿元，贴现量为5.76亿元。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商票业务进展缓慢，银票略好于商业承兑汇票。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

（1）票据相关制度不完善，既没有全国统一的《票据法》，同时票据相关的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导致这一时期票据纠纷繁多，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2）缺乏信用基础，这一阶段我国尚没有形成良好的商业信用，加之宣传不够，操作性、安全性存在一定问题，企业使用商票的意愿不高。

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在“五行业、四品种”（五行业：冶金、化工、煤炭、电力、铁道，四品种：生猪、粮食、棉花、烟叶）领域大力推广使用商业汇票。

1995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为进一步加强商业汇票管理，先后印发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等。至此，我国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票据制度。

这一阶段，伴随制度上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央行也在大力推广使用商业汇票，票据市场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市场交易成员逐步扩展为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乡信用社、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1994年至 2001年，年度票据签发量由 640亿元增加到 12699亿元，年均增幅 53%；金融机构年度票据贴现量由 470亿元增加到 17645亿元，年均增幅 68%。

不过这一阶段，主要是银票在快速发展，商票发展依然缓慢。90年代初，企业在经历了大面积改制、逃废债务和破产之后，企业信用普遍陷入谷底，基于企业信用的商票难以推行。

进入新世纪，监管层逐渐认识到企业信用脆弱是商票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于是设计出在企业信用基础上捆绑银行信用的方案加以推进，形式诸如“商票保贴”、“商票保函”。

在银企信用捆绑的新模式下，商票实现了信用等级和流动性的提升，商票迎来爆发式发展。以山东临沂、烟台、青岛、潍坊四个城市为例，2001-2003年期间商业承兑汇票签发量依次为9.85、21.68 、39.07亿元 , 增速依次为106.5 %、120.1%、80.2%。

银企信用捆绑是我国商票市场启动阶段的必要手段，然而这种模式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这导致后来企业商票能否开得出去，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是否提供了“保贴”服务，即“贴现决定签发”；能成功实现由银企信用捆绑签发商票向依靠自身信用签发商票转变的企业很少。

由于银企信用捆绑带来商票业务的高速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增长之后，2005年开始商票业务增长再次陷入停滞，商票在贴现余额中的占比由10%下降为7%左右。

2015-2016年，票据市场风险频出，票据市场监管开始趋严。2016年年底，以央行224号文的发布和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票据市场向电票化、规范化迈进。

2017年开始，商票基本已经进入电子商票为主体的时代，商票形式的改变并未带来商票的快速发展，制约商票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这一阶段，商票业务模式基本遵循此前的商业模式，商票发展依然缓慢。虽然商票的绝对规模有所提升，目前商票承兑余额约2万亿元，商票贴现余额约7千亿元；但商票在整个商业汇票中的相对规模依然不高，目前商票承兑余额占比约14.1%，商票贴现余额占比约7.7%。

虽然目前来看，商票电子化后商票并未迎来快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商票电子化在提高交易效率、保障安全性、信息披露、模式创新等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从前制约商票发展的因素未来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

长期以来，我国商票业务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而关键在于需求层面，而非供给层面。过去，商票的资金方主要是银行，但银行对商票贴现相对谨慎，银行之所以谨慎，一方面是因为商票的高风险特性与银行低风险偏好不匹配；另一方面是因为商票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银行难以识别商票的风险状况。因此商票要想发展，一是扩大商票市场的投资者范围，让更多非银类机构、产品投资商票；二是完善商票的信息披露制度。

展望未来，商票若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摆脱当前银企信用捆绑的商票模式，向依靠企业商业信用的商票模式发展。中短期来看，扩大商票投资者范围和完善商票信息披露制度应摆在优先位置上，因为只有市场中有足够的商票投资者，且其能够自主对商票信用风险进行合理定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市场生态。长期来看，应收账款商票化才是商票发展的未来，如供应链票据就是其中一个有益尝试。来源：票风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