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城投公司稳定吗_如何更好地进行县级城投公司信用分析？(城投公司信用查询)

本文阅读提示词：县级城投公司稳定吗、城投公司信用评级、县级城投公司好吗

主要内容

（1）现阶段县市级城投公司发展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较为有利，将来其基本建设业务量有希望暴增且保持稳定的延续性，并且其发债融资的现行政策环镜也有一定的放松。获益在此，后面县市级城投债的规模将展现显著的扩充趋势，代表着其有希望变成更主流的投资标底。

（2）根据样本整理解析得知，县市级城投债的发行特点具体表现为：一个是，发行规模小于地级（包含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等地级行政区）、区级（特指市辖区）、园区（特指各种经开区、高新园区、特色工业园区等），有非常大的发行空間待发掘；二是，顺利发债的县市级城投公司绝大部分有着AA级及之上的主体定级，AA-及以下的低等级主体数量很少；三是，绝大多数县市级城投债含有独特合同条款，包含独特限期条款、交叉违约条款、财务指标服务承诺、事件管束型合同条款等；四是，以决定权之前的限期看来，县市级城投债的限期聚集在一年及以下、2年、3年和5年，尤以三年为主导；五是，县市级城投公司发债时选用公司债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是选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选用企业债的比例最少；六是，县市级城投债以非公开发行为主导；七是，发债的县市级城投公司在地区遍布上展现出较为显著的分化趋势，当中，江苏省、浙江省是排名第一，山东省、湖南省、四川省是第二个梯队，河南省、新疆省、湖北省、福建省是第三梯队，发债规模处在前三梯队的省份中，除新疆省外的别的省份均归属于经济发展较为富裕的省份。

（3）从整体的视角看来，县市级城投公司的资本整体实力较强，且具有相应的增收能力；资本结构较为合理性，短期内偿债尚可，但长期性偿债压力较大；收益转现能力不错，但受建设项目开支规模较大影响，经营活动现金展现规模性净流出，资金压力很大，没法对偿债产生合理确保；筹资活动现金注入规模很大，表明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很高，另外也从侧面体现出其具有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从地区的视角看来，各省的县市级城投公司在财务风险特点上分化显著。

（4）在对县市级城投公司开展信用解析时，应在城投行业信用评估架构的基础性上有目的性地开展必要的调节。地区风险层面，提议投资人对政府债务压力状况、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机制与财政体制（尤其是省管县方式的执行与撤销）予以必要的特别关注，还提议投资人特别关注百强县排名的变化；经营风险层面，提议投资人对运营模式、转型进展及实际效果予以更多特别关注；财务风险层面，提议投资人对非标债务融资占比、应收政府款项在总应收款项中的占比予以必要的特别关注。

正文

一、县级城投债市场的发展环镜

二零二零年至今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有希望为县级城投公司产生较多的新增加基本建设业务量。一方面，国家发改委于二零二零年4、5月份先后印发《二零二零年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关键任务》、《有关加速进行县城城镇化补齐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告》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以县城为关键载体的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是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的一项关键任务，并清楚定义了县城城镇化补齐短板强弱项项目范畴，共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标扩容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建”、“市政公共设施提挡升級”、“产业配套设施管理提升”4大领域的行业项基本建设任务，另外还发布了一百二十个城镇化发展模范县，为全国各地范围内的县城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给予参考模版。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于八月份发布县城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专项企业债这种创新债券种类，以更直接地对县级行政区产业服务平台公共性配套设施、新式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卫生、市政工程、商贸流通、旧城改造、新式文旅商业消費聚居区公共性配套等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建设给予融资支撑。整体看来，在我国县级行政区的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已由理论创新环节推动到实践环节，将来一段时间县级城投公司的基本建设业务量有希望迈入大幅度提高，对债券融资的要求也将随着增加。

发行现行政策方面，受益于新《证券法》宣布执行后债券发行注册制的全面推进，县级城投公司发债融资较过去更加便捷，且发行门坎也有一定的放松。例如发行企业债时不用经过省级转呈环节，发债周期时间明显减少；再例如发行公司债，不会再受“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资产总额40%”、“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总额不少于人民币六千万元”等限定。另外，近些年债券发行主管机构对城投公司发债的各方面限定也均趋向宽松，例如发行企业债不会再受“2111”推出申报数量限定；推出公司债不会再受政府部门收益占比50%的上限限定（也即“单50%”）；推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不会再受职务级别上的牵制等，这非常大水平上也对县级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产生利好。

综上所述得知，当今县级城投公司发展所遭遇的外部环境比较有益，将来其基本建设业务量有希望大增且保持稳定的延续性，并且其发债融资的现行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放松。受益在此，后续县级城投债的体量将呈现明显的扩容趋势，另外也代表着县级城投债将成为更主流的投资标的。那麼，二零二零年至今县级城投债的推出特征怎样？发债的县级城投公司经营情况怎样？在当地政府财政局管理机制越发完善、举债越发规范且转型进程持续推动的背景下，县级城投债的信用解析有什么务必关注的关键？下文将具体论述。

二、县级城投债的发行特点

文中所指的县级城投债指的是县、县级市等县级行政区（不包括撤县设区后产生的市辖区）管辖城投公司所发的债券。此外，在挑选县级城投债样版时，文中并不实行市场上目前的一些规范，反而是依据数年来笔者对城投的了解来再次设定规范，并逐个做好判定。具体看来，文中所实行的规范关键在下列两方面差别于其他目前规范。

一个是业务流程构造。过去，定级、投研等机构习惯了将市政工程代建收益、土地整治项目、拆迁安置房开发设计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极强的传统式城投业务流程比例做为评定城投公司的关键指标，仅有当比例高过一定水平（最少20%），才将其判定为城投公司。但是，伴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当地政府对管辖地区内的国有制資源做好融合，与传统式城投业务流程相距甚远的经营性资产被划归的状况愈来愈多，造成许多 城投公司的业务构造产生变化，传统式城投业务的收益比例降低显著，甚至于不够20%，别的经营性业务收入的比例则大幅度状况，但事实上城投公司在地区内仍担负基本建设重担，基本建设业务于公司来讲仍非常关键，这种状况下文中仍将其判定为城投公司，而不易仅仅因其传统式城投业务收入占比较低而将其去除出样本池。例如，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关键收益来源为商铺出租、房地产开发、水务、产品销售等业务流程版块，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式城投业务流程的收益比例不够5%，但其的确担负了义乌市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工程项目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和管理职责，近些年基建板块收益降低主要是受有关項目工程结算节奏的干扰，故本文仍将其认定为县级城投公司。

二是，行政级别。在明确城投公司的行政级别时，通常先调查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后一定要更进一步透过到业务流程/項目方面，也即其所承建的項目关键聚集于哪一个地区、与哪一个政府机构签署的合同，与此同时也要兼具政府支持的方面，也即其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如政府补贴、资产注入、政府机构债务置换等）关键来源于哪一个政府机构。若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果高度一致，则非常容易就能明确其行政级别；若不一致，则以业务流程/項目方面得到的结果为准。例如，昆山市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昆山市国资办，近三年获得昆山市国资办总共5.04亿元國家资本金引入、4.39亿元政府补贴和一定规模的财政贴息，但其精准定位是昆山高新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主体，担负的基本建设、拆迁安置房代建、定向销售拆迁安置房等业务流程均在高新区范畴内，签订合同/协议书的对象也是高新区市财政局、管委，因而文中将其判定为园区城投公司，并非县级城投公司。

如前所述，文中在挑选样版时系依据个人经验逐个进行鉴别，以保证 最后的样本中既“不混入伪城投”又“不漏写真城投”，也即针对wind评定为城投的要逐个审查其是不是真的是城投，针对wind评定为非城投的要逐个审查其是不是真的非城投。如此一来，数据处理阶段将花费大量的時间和精力，因而在平衡研究结果可信性和研究高效率的基础上，文中仅以二零二零年前三季度的新发信用债为总样版池开展县级城投债的挑选。实际看来，二零二零年前三季度城投债的发售总数总共4275只，规模总共32532.03亿人民币，在其中县级城投债的总数为603只，规模为3904.43亿人民币，在所有城投债的占比各自为14.11%和12.01%，高过省级（包含省、直辖市），但小于地级（包含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等地级行政区）、区级（专指市辖区）、产业园区（专指各类经开区、高新区、特色工业园区等），表明县级城投债也有较大的发售空間待发掘。

从发行主体的等级遍布看来，发债的县级城投公司共300家，在其中AA级主体210家，AA+级主体63家，AA-及以下等级主体15家，AAA级主体仅1家，未评级主体11家，能够看得出顺利发债的县级城投公司绝大部分有着AA级及以上的主体评级，AA-及以下的低等级主体总数很少。再看来县级城投债的等级遍布。从主体评级看来，AA级主体发行的县级城投债数量最多，总数共356只，规模合计2212.33亿人民币，此外是AA+级主体，总数共217只，规模合计1548.90亿人民币，AAA级高评级主体及AA级以下低评级主体的发行规模均较小。从债项评级看来，尽管发行量仍比较多地集中在AA和AA+，但与主体评级不一样，AA+级县级城投债的发售规模超出AA级，体现出许多 县级城投公司在发债时附加了增信措施，促使债项评级高过主体评级。实际上，603只县级城投债中有182只债券附加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差额补尝、抵押担保、交易型信用增进等增信措施，在其中选用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开展增信的债券总数高达173只，为县级城投债最关键的增信方法。

绝大多数县级城投债内含特殊条款，包含特殊期限条款、交叉违约条款、财务指标承诺、事件管束型条款等。实际看来，含权债的总数为446只，占比73.96%，规模为2980.77亿人民币，占比76.34%。在其中，包含特殊限期条款的债券总数为370只，占比61.36%，规模为2559.97亿人民币，占比65.57%。县级城投债的独特限期构造较为多种多样，以“A+B”型构造为主导，次之是“A+B+C”型构造，也包含少许的“A+B+C+D”型、“A+N”型构造（注：A、B、C、D均为明确的期限，N则为不确定的限期）。以选择权以前的限期看来，县级城投债的限期集中在1年及以下、2年、3年和5年，尤以3年为主导。3年期的债券总数比例达到51.08%，规模比例达到57.02%，1年及以下、2年、5年的比例较为接近，均在14%-17%相互间起伏。

县级城投公司发债时大部分选用了企业债、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的全部细分化种类，在其中选用公司债的比例最大，超出整体的50%之上，次之是选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比例超出整体的30%之上，选用企业债的比例整体，略超出10%。从细分化种类看来，县级城投公司最多选用的债券种类为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总数达到315只，规模合计2161.13亿元，次之是定向工具，总数为83只，规模合计515.3亿元，以后是短融（包含一般短融和超短融）、中票、企业债，最少选用的是公募公司债。此外，从债券种类遍布构造也可以看得出，县级城投债以非公开发行为主导，总数达到402只，规模合计2709.93亿元，在整体中的比例各自为66.67%和69.41%。

发债的县级城投公司在区域遍布上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在其中，江苏省、浙江省是第一梯队，各自涉及到发债主体79家和70家，发债规模均超出1000亿元；山东省、湖南省、四川省是第二梯队，各自涉及到发债主体24家、18家、25家，发债规模基本在200亿元之上；河南、新疆、湖北、福建是第三梯队，各自涉及到发债主体12家、9家、13家、7家，发债规模均超出100亿元；以后是江西、安徽、贵州、重庆，各自涉及到发债主体12家、9家、9家、6家，发债规模基本在50亿元之上；别的省份如辽宁、云南、广东省、广西、陕西等均有零星发债，共涉及到发债主体6家；内蒙古、黑龙江、甘肃、河北、山西等省的县级城投公司则未发债。综上所述得知，发债规模处在前三梯队的省份中，除新疆外的别的省份均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在2019年GDP总量排名中位列前十，比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的排名各自为第2、第4、第3。

特别注意的是，广东省仅有1家县级城投公司发行了1期企业债，规模5亿元，与其说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产生明显差异，这很直接地体现出其县域经济羸弱的现况，归根结底关键有二：一是广东省的城镇化水平迅猛发展，省内GDP排行靠前的多个地级市均沒有县域区划，要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强县早就“撤县设区”，例如广州、深圳、佛山、珠海，要不是实行市直管镇，以镇域社会经济发展著称，例如东莞；二是广东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主要是靠珠三角城市群支持，汕头、韶关、梅州、清远等粤东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则西边地区，实际上广东省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題，明确提出了“一轴、多中心、群集式”发展模式，以推动地区均衡发展。

三、县级城投债的财务状况

从整体的视角来说，有债券发行纪录的县级城投公司在資本整体实力这方面表现尚可，且具有一定的增收水平；资本结构较为合理，资产负债率水准适度；相较极大的长期性偿债压力，短期内偿债能力略好；收入变现水平比较好，但受建设项目开支规模非常大危害，经营活动现金展现大规模净流出，资金压力非常大，没法对偿债产生合理确保；筹资活动现金注入规模非常大，表明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感很高，另外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具有较强的外部融资水平。

从地区的视角来说，各省的县级城投公司在财务风险特点上分化显著。資本整体实力这方面，浙江、江苏、湖南、山东的县级城投公司均较强，四川、江西、湖北则偏弱；增收水平这方面，新疆的县级城投公司表现显眼，超过江苏、浙江，缘故就在于其经营性业务占较为大且效益优良，而贵州、重庆的县级城投公司增收水平比较弱，应造成关注；经营活动现金流广泛展现净流出，尤其是福建、浙江、山东、安徽等省份，净流出规模非常大，应予以关注；筹资活动现金注入规模与资产负债率展现显著成正比，例如浙江、江苏、新疆的筹资活动现金注入规模非常大，表明其外部融资需求较多、水平较强，受此危害其资产负债率也较别的省份更高，但整体上尚处在较合理的水准，而江西的筹资活动现金注入规模很小，资产负债率也很低，其外部融资潜力仍待挖掘；偿债压力这方面，风险主要是集聚在长期性，尤其要关注重庆、浙江、江苏、贵州等省；短期内偿债压力整体尚可控性，但必须警惕收入转现水平弱化对短期内偿债能力的危害，应重点关注江西、贵州、四川、湖南等省。

四、县级城投债的信用解析重点

县级城投公司的信用解析首先要根据城投公司的评级方法来开展，遵照城投公司信用分析方法总论的架构。但是，县级城投公司的行政级别整体较低，隶属地区的能用财力广泛较差，因此其在地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其政府部门支持等这方面均有主要表现的独特性。鉴于此，本文认为在对县级城投公司开展信用解析时，应在遵照城投领域信用评估架构的基本上，做更多的细化和补充。

接下来，本文将在城投公司信用分析方法总论的基础上，针对每一个调查重点进行信用解析关键点的提示与填补。

（1）区域风险性：城投公司信用解析基础架构中，在区域风险性层面关键调查与城投公司业务规模及延续性息息相关的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准、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将来发展方向等，另外，还需要重点调查地区财力水准，缘故取决于其可以直接干扰到城投公司的业务回款及资金流转，从而干扰到城投公司的偿债能力。细分指标上，关键挑选GDP规模及增长速度、地区平均GDP/全国平均GDP、公共财政收益等来考量地区风险性，另外还调查地区的产业市场集中度、政府性基金收益规模及可靠性、上级补贴收益规模及可靠性等，将其做为地区风险性的调节调节。

针对县级城投公司来讲，本文觉得还应最少对下列几个层面进行调查，以更全方位地评定地区风险性。一是，政府债务负担情况。推荐 关注三个细分指标：（1）债务率，即当地政府年底债务余额与当年地方财力的比例。在其中，当地政府年底债务余额=可以直接债务余额+担保债务余额*50%（国内通用计算公式），当年地方财力=当年公共财政收益+上级补贴收益+政府性基金收益。它能合理有效考量县级行政区债务规模的大小，一般 以90-150%做为风险控制规范参考值。（2）偿债率（也称财政偿债率），即当地政府当年还本付息总额与当年当地政府公共财政收益的比例，一般 将20%设定为警戒线；（3）辖区内城投公司有息负债之和/公共财政收益，因为考虑到了因城投公司的存在而很有可能形成的隐性政府债务，因此 该指标可以体现出更广义的政府债务负担情况。但是，该指标在不一样区域间的分化程度十分强，较难划分一条具体的“红线”，因而推荐 投资人将其做为对不一样城投公司进行横向比较时的一个参照指标。

二是，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模式与财政体制。在对城投公司进行信用解析评定的时候，通常非常容易获得例如GDP规模及增长速度、地区平均GDP/全国平均GDP、公共财政收益等量化指标的数据，但针对数据背后更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则沒有进行充足的发掘。实际上，除去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口总数与结构、人口流动情况等调节，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模式与财政体制对当地政府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的干扰也尤其深刻，因而在进行县级城投债信用解析时，也应对上述两调节予以更多的关注。

近些年“撤县设区”的现象层出不穷，造成了投资人的普遍关注，聚焦点关键取决于撤县设区后县级行政区的“钱袋子”会发生如何的转变，如果可用财力减少则可以直接干扰辖区内城投公司的信用质量。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被投资人忽略的状况是，全国各地对直管县方式的态度出現分化，有一些地区仍在有序推进省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创新，例如山东省，而有的地区则本质上取消了省管县方式，重返省辖市管理机制，例如河南。毫无疑问，省管县方式的实行与撤销对县级行政区的财政体制将造成相应的影响，从而会对其能用财力造成影响。

一般说来，县级行政区若实行省管县，则有益于简单化财政补贴的下发流程，提高财政收入存留占比，而撤销省管县则反之。但实践中发觉，在强市所辖县和弱市管辖县之间，实行省管县方式对财力的影响各有不同，弱市管辖县接受省直管后一般能得到财政整体实力上的提高，强市管辖县则不一定；一样，弱市代管县在被撤销省直管后一般会遭遇财政整体实力的消弱，但强市代管县则不一定，若能努力争取到一个较为适合的与地级市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其有可能完成与地级市的双赢，财政整体实力也有望得以保持乃至提高。总而言之，本文提议投资人在对县级城投公司开展信用评估时，对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机制与财政机制的转变尤其是省管县方式的转变开展必要的关注，并对其怎样影响县级行政区的财力开展谨慎评定。

此外，还提议投资人关注百强县排名的转变。虽然百强县的总数有限，但其作为县域经济的“最强音”，经济发展潜能极大，财政整体实力亦十分强壮，其所辖的城投公司也较为频繁地活跃在债券市场上。依据二零一九年全国各地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东部发达省份优点尽展，江苏省入选24县/县级市，排行第一；浙江省入选15县/县级市，位列第二；山东省入选13县/县级市，排名第三。实际上，上述三省的县级城投公司的发债规模和总数也确实在全部省份中名列前茅。因而，本文认为通过百强县排名的转变可以捕获县域综合实力（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友好、城乡融合和政府服务效率等多个层面）的转变方向，从而可以为县级城投债的决策给予参考。

（2）经营风险：城投公司信用分析基本架构中，在经营风险层面关键考察业务竞争能力、业务的可靠性及延续性、业务多元性。业务竞争能力层面，关键关注是不是为区域内十分重要的由政府机构直接设立的城投公司，或是不是为某个重要领域/重要子区域的核心城投公司；若在同一区域同一领域有多家城投公司时，则关注城投公司的相对业务竞争能力。业务的可靠性及延续性层面，对不一样的业务类型有不一样的考察重点。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整理类业务，关键通过是不是和政府就相关业务签署合作合同、是否就相关项目签署代建/回购/土地平整协议书来调查，另外也要关心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整体规划、土地出让整体规划及房地产业景气度等要素；针对公用事业类业务、交通运输类业务及产业类业务，主要通过产品供给量和需求量变化、市场竞争布局等要素来调查。业务多元性层面，关键调查近几年收入构成中比例做到20%的业务种类总数。充分考虑不一样业务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就会有一定的差别，且不一样年份的项目竣工结算节奏很有可能差别极大，大概率带来收入结构的很大波动，因而调查业务多元性时不只限于近1年，而是扩展到近3年，也即近3年中有任何一年某业务板块的收入比例超过20%，就可将其评定为一类主营业务，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其未来将不会再为城投公司带来有关收入的以外。

针对县级城投公司来讲，本文认为还应最少对下列几个层面进行调查，以更全方位地评估经营风险。一个是，业务模式。依据笔者过去干过的系列研究，现阶段城投公司承揽政府性业务关键可采取两类合作模式，一类是特许经营类的合作模式，包含广义PPP和狭义PPP，前者包含BOT、BOOT、BOOST、TOT、ROT等，后者则特指财政部力推的PPP方式，具体方式为由政府与私人部门一同出资成立SPV，一方面引进社会资本，弥补项目投资资金缺口，而另一方面在项目的论证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过程合作，并一同承担风险，待合作期满再将项目使用权移交给政府。另一类是政府购买服务类的合作模式，主要是ABO。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选用下列哪一种合作方式，都须满足下列几个标准：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政府支出责任列入预算，合作程序严苛规范。不然，将大概率为城投公司的项目建设运营带来合规风险。因而，提议投资者在调查经营风险时，一定要对业务模式予以必要的关心。

二是转型进度及实际效果。近些年，伴随着国内财政预算改革创新的不断推进，当地政府举债受到越来越多的管束，规范化大幅度提高，另外项目列入预算也须做到更高的标准，管控上越发严苛，这代表着城投公司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地趋向明亮，在项目承揽、外源融资、债务偿还等方方面面都将与当地政府保持“界限感”。这类情形下，不少县级城投公司都或被动或主动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型，以提高本身的造血能力和财富造就能力。那麼，究竟县级城投公司的转型进度怎样？转型的实际效果又怎样呢？政府新划过来的资产是不是为公司造就了更多收益和现金流？这些收益和现金流是不是可以顺利地用于偿债？公司的战略控制力是不是有所加强？公司的发展方向是否清晰并可控？在对县级城投公司进行信用分析时，不应将眼光局限在被美化后的报表上，还是要透过报表看实质，否则偿债资金来源看似增多了，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停留在数字层面，而不是真金白银。

（3）财务风险：城投公司信用分析基础框架中，在财务风险方面主要考察城投公司的财务实力及财务杠杆状况。细分指标方面，主要考察有效净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EBITDA利息保障倍数、现金短期债务比和收现比等核心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有效净资产规模是指剔除了无法产生收益的公益性资产之后的净资产规模，计算资产负债率时也应相应剔除。

对于县级城投公司而言，本文认为还应至少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更全面地评估财务风险。一是，非标债务融资占比。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时，非标债务融资很可能成为压垮资金链的“罪魁祸首”，轻则导致债务违约，重则引发破产危机，而县级城投公司的非标债务融资较多，且已经出现不少的违约案例。所以，投资者在对县级城投公司进行信用分析时，务必要对其非标融资情况进行充分的摸底，尤其是要搞清楚有多少非标融资是容易诱发违约风险的“高危”融资，计算其在总有息负债中的占比，进而在不同发行主体之间开展融资结构健康程度的横向比较。至于如何甄别“高危”非标融资，主要通过融资模式与监管导向的背离程度、融资成本高低、期限长短来进行综合判断，详细方法请查阅笔者的另外一篇专题报告《如何透过非标来识别和评判城投公司信用风险？》。

二是，应收政府款项在总应收款项中的占比。该指标主要用于判断来自政府收入的可持续性，能反映出县级城投公司在所属区域内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地方建设，进而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县级城投公司与所属区域地方政府的联系是否密切及其对所属区域的重要性。县级城投公司的该项指标越大，则意味着其与政府的联系越密切，对政府的重要性越高，正常情况下获得一般性政府支持的力度会更大，出现偿债困难时获得特殊性政府支持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相反，如该项指标很小，则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和力度均会下降。因此，在对县级城投公司进行信用分析时，建议投资者对应收政府款项在总应收款项中的占比进行测算。需要提示的是，通过该指标来判断县级城投公司对所属区域的重要性虽比较有效但还不够全面，仍需要结合更多信息进行深入考察，比如所有权（是否全资或很高水平的控股）、董事会和管理层（是否对董事会和管理层实现高度控制，比如对关键人员直接任命）、业务联系（是否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类业务的投资融职能，或在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垄断性）、历史支持记录（以往是否持续获得政府提供的较大规模的政府补助、税收减免或资产注入等一般性支持，在近几年出现财务困难时是否获得了政府的及时支持）、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是否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导向）、可替代性（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能够被其他企业轻易取代）、对政府的贡献（是否在当地就业、税收、利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贡献较大）、违约的社会影响（出现债务违约是否会对政府产生巨大的负面潜在影响，比如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声誉的影响、对地方政府或地区其他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对当地群众就业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