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 - 一个与“三八大盖”为伍的基层银行出纳员(汉阳造和三八大盖对比)

文 | 崔方春

1972年1月，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进入中国人民银行益都县支行，春节前培训结束被分配到黄楼公社营业所，干了一年七个月的出纳员。这，既是我走进银行大门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四十一年金融职业生涯的起点。

（一）踏进营业所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按老家的习俗，家家户户要供财神吃饺子放鞭炮，祈求五谷丰登幸福平安。那年的2月19日是正月初五，因我要去营业所报到，我家的“破五”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天还没亮，父母和我早早起了床，他俩包饺子叠纸钱准备“破五”的事项，我打点去报到上班的行囊。东方泛白，在母亲焚香烧纸叩首膜拜，弟弟妹妹在院子里放了一大挂鞭炮和十几个双响大雷子之后，全家人围在一起快乐地吃完饺子，我也准备挺当。快见日头的时候，在双亲关心的眼神、多位邻居的祝愿和弟弟妹妹们的欢送声中，我带上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推着家里那辆老“国防”出了家门。

黄楼人民公社在益都城的东南方向，距我家三十多公里。要从村南上现在的济青公路穿过县城，转入时称“零七零二八”的战备公路，继续东行越过弥河，再走几公里才能到达。除穿县城有部分沥青道路，全是砂石路面，一路颠颠簸簸，尘土飞扬。

可能是成为银行干部的喜悦，可能是对工作岗位的期待，也可能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好。竟忘记了正月的寒冷，忘记了路途的遥远，不顾沙尘扑面，不顾骑车颠簸，三个多小时里没有喝水喘息，没有停车御寒，蹬着“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一路狂奔。上午十ー点许，我赶到了驻在黄楼公社黄楼大队的黄楼营业所。我们简称为“黄楼所”，当地老百姓则叫“银行所”。

黄楼所成立时间不长，是当地唯一银行机构，在村里租了一套临街民房，用于办理业务和工作人员住宿，我报到前有三个人。一个所主任，边驻村帮助搞农业学大寨运动，边主持所里的工作。一个农村金融信贷员，负责社办企业和部分农村贷款业务。还有一个会计兼出纳，负责结算现金业务和内务工作。我分配到黄楼所，正是填补出纳这一岗位的人员空缺。

我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所主任老冯和其他两位同志热情迎了过来。在相互寒喧卸行李的同时，我既兴奋又好奇地观察着我未来工作生活的地方。

院子不大，但规整有序。上得拔起三步台阶、三米余宽的月台，坐北朝南三间正房和西头一间独立开门开窗的小北屋并排而建。一排三间南屋与西南角的大门相连，南屋北门已用砖封住，两侧各留了一个台口挺高的小扁窗。紧靠东院墙和南屋的檐下，有一面积三几平米一分为二的小棚。墙旮旯是男女共用的旱厕，靠外的部分盘了个烧煤的土炉子，是供人们烧水热饭的地方。院子中间偏西一点，一棵一搂多粗树头很高的国槐树，显示着院子的苍老和当时主人的地位。

去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土改时期没收的一大户人家的财产，归黄楼大队支配使用。正遇新成立的社直部门需求，临街的南屋改造后借给了邮电营业所，相对安全的北屋借给人民银行作为黄楼所的办公营业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明两暗的正房既用于办公又用于住宿。东间砌墙装门改成了金库，同时又是守库室。因要执行守库任务，会计老郭住在里面。明间和西间安了三张三抽桌用于办公，并在西南角放了一张单人木床，农金员老刘就睡在那儿。一个工艺粗糙的铸铁煤炉子，蹲在屋子中央偏西一点的砖地上，镀锌铁皮烟囱先直后平伸出前檐。在用的煤块劈柴，撒漏的炉渣炉灰布满炉子周围，体现着当时的办公生活条件。炉子上呼呼冒着蒸气的一壶热水，倒很有生气。

小北屋本是所主任的宿舍，自驻村之后他没再住，就成了杂物仓库。后去的我，便住进了这间只有一张方子木单人床和一些杂物的小北屋。他们几位帮我扫了扫满床的灰尘，铺上一个装有麦穰的草包和我带去的一领灯草凉席，伸开没有床单的褥子，放上既是衣袋又是枕头的包袱，把厚厚的棉被摆在中央，算是给我安了家。

因为冯主任下午还要返回所驻的村庄，午饭前他主持召开四个人参加的会议，一方面对我到黄楼所工作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对我的岗位进行了明确和安排。会上，主任宣布，我担任营业所出纳员，待熟悉情况后由会计办理正式移交。并要求老同志当好老师作好传帮带，要我尽快熟悉业务接手工作。希望我尊重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尽职尽责做好各方面工作。两位老同志和我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散会之后，他仨带我去不远的公社机关食堂打饭，一人一份用搪瓷缸端回营业所，一起吃了第一顿午餐。我的饭菜票是会计老郭垫付的，时间不长便还给了他。

（二）出纳员记账员

个把星期的样子，我从老郭手中接过了出纳业务。用他的话说，叫干中学学中干，只有多干才能会做。出纳员的主要任务是现金收付、管理金库和协助处理内部事务。按照上级换人复核的要求，会计员出纳员又互为对方业务的复核员。因此，还要对会计员的记账、核算等进行复核。

那时，银行处理业务全靠手工。纸质账簿，纸质凭证，记账用的是蘸水笔。记账、轧账、累数、复核，离不开一把木算盘。手工点钞，手工复核，手工麻绳打捆。处理业务速度慢，效率低，差错不断。余额反向，长账短款，日结不准；数字颠倒，加减反方，轧账不平；入账串户，记账窜行；累打余额，缺角少分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因一分钱不能平账，不得不将全部凭证重新配对，折腾一晚上都解决不了。

因设立时间不长，黄楼所的业务不多也不集中。农村社员存贷款一般在信用联社办理，几个所谓大户也不是每天都有业务。因此，一天的会计账务少时几笔多时十几笔，过二十笔的时候很少。现金存取一天两三万，集中发工资的日子不超过十万元。即便如此，作为既没接触过银行业务又缺乏系统培训的新手，我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是不懂技巧，点钞姿势差速度慢。二是不懂原理，处理账务颠三倒四。三是心里紧张，容易毛躁，极易发生差错。对此，我虚心学习认真请教，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并注意纠正一些不良习惯和心理毛病，处理业务的能力逐步提高，较好地适应了自己的岗位工作。其间，老郭给了我很大帮助，是我从事银行工作的第一位老师。那年，老郭刚满四十岁，个头不高，身体微胖，团方的脸庞，说话总带着笑。他作风朴实，待人热情，工作一丝不苟。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从事银行会计工作二十多年，专业娴熟，经验丰富。

他抽空教我打算盘，手把手教我点钞票，一笔一笔教我学记账，让我一点一点学习有关制度，闲暇还讲一些职业操守、为人处事的常识和经验，让我受益匪浅。不过，与现代银行的管理相比，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这种靠经验育人的方法，实在是落后的。那个时候，基层营业所管理不规范、执行不到位是普遍现象，黄楼所也不例外。

一是一人顶岗。遇轮休或处理其它事务，会计出纳一人担，账务一人记，现金一手清。二是印章乱用。公章私章业务章扔在抽屉里，谁办业务谁用。三是复核落空。一人顶岗时如此，两人在岗时也不当回事。四是设备简陋。没有柜台，没有分隔，更没有安全护栏，抽屉里存现金，账单随手桌上放。五是管库不严。宿舍当金库，非工作人员任意出入，保险柜钥匙随手乱放，经常一人管库，等等。

回想起来，有些违规的做法和不善的管理让人心怵不已。要是现在，我决不会那么不负责任，那么胆大妄为，敢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三）与“三八大盖”为伍

1972年春天，我到黄楼两三个月的时候，县支行批准了新建营业所办公用房的计划，并同意与信用联社分别投资、联合建设，共同管理、合署办公。几经调整，地址最后选中了黄楼大队村西，“零七零二八”公路路南，烟叶收购站东侧一块麦地。

按当地居住和办公习惯，几个月后在这块三亩多土地上，坐北朝南建起了既不通水又无采暖的一排七间砖瓦平房。同时，与烟叶收购站南门齐平修了钢棂大门，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院落。在院子中间偏东一点挖了一口土井，紧贴东院墙盖了一间东屋做厨房，在东南角尽头修了个男女旱厕，完成了基本配套。那时的建设标准很低，单层木门木窗，石灰墙砖地面，一间屋子一个六十瓦的灯泡，连个吊顶都没有。夏天降温，全靠自己手中三毛钱一把的草蒲扇。7月初，墙皮还未干透，黄楼所和信用社同时搬进了新办公地点。

按照计划，西面四间用于营业所办公和人员住宿，东面三间是信用社的营业室和值班室。出于安全考虑，营业所的四间房子只在西数第二间开了一个南门供来办理业务的人们和工作人员出入。中间两间是营业办公室，西头ー间安排两人住宿，东头一间是金库兼守库室，都对着营业室开门。虽有点别扭，但用起来也算方便。

所谓营业室，也就是顺着中间房梁，从南向北砌了段一米高、六十厘米宽、三米多长的半截水泥柜台，挡了挡会计出纳的办公桌。其它都是敞开的，金库也暴露在外面，既没有钢筋护栏，也未装防盗门，更没有现在的电子监控设备，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阻隔地满屋子转一圈儿。

按理，西头一间应是所主任和农金员的宿舍，库房应该由守库主角会计和出纳住在里面。由于金库没有后窗通风不好，冯主任又驻村在外，老郭和老刘便住进了西间。按职责分工，我很自然也无选择地搬进库房，担起了守库的责任。

受条件限制，新建营业所的安全保卫措施没有提高多少。金库除临街墙体加厚一砖十二厘米，前窗加防护钢棂之外，硬件并无大的改善。一台存放现钞和支票等重要凭证的几百斤重的保险柜，是从老房子那边带过来的。守库用的唯一武器，仍然是那支从部队退役的“三八大盖”长枪及配发的五颗子弹。

这支枪磨损比较厉害，与一些抗战影视片中呈现的单扣单发的老式步枪没什么两样。可收可放的背带，安装在木托上的全钢枪管枪栓，泛光带槽可收起的刺刀，一个弹夹五颗子弹可一次压进弹仓。枪上刺刀，立在地上到我耳根，背在肩上冒过头顶，倚在窗前从窗外可看到刀尖。

按照县行出纳保卫部门的要求，枪支不能带出库房。晚上守库时从现金保险柜取出子弹推弹上膛，早晨起床后退出枪膛子弹入柜。我没参过军入过伍，连正式民兵也没当过。在看到这支真枪之前，对“三八大盖”仅通过电影小说了解一些。村里民兵训练时，也是老远看他们比比划划，根本不知道枪的特点性能和用法，更别说近距离地摸一把。作为出纳员守金库，要真枪实弹地与“三八大盖”为伍，心里不知如何是好，紧张也是必然的。

住进库房的第一个晚上，当会计老郭把枪支和五颗子弹交给我，并示范怎样压弹夹和推上膛的时侯，我的手哆哆嗦嗦不听使唤。或许因为担心什么，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它响了怎么办?它响了怎么办?”老郭告诉我，他也没当过兵没打过枪。对这支枪的用法，是到黄楼所之后县行出纳股管押运的同志教他的。一直到移交给我，他也没放过一枪。

不懂事者不怕事儿。老郭交我就接，他示范我就动手。就这样，在既无专业指导又无专门训练的情况下，我掌握了弹夹子弹的压进退出和上膛退膛等基本动作。当然，扣动扳机是在无子弹的情况下练习的，否则就是正式开枪。

搬到新址之后，黄楼所的人气比在老地方旺了许多。上班时间，到营业所和信用社办业务的单位财会人员和农民群众来来往往，信用社的基层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十分热闹。但一到晚上，把信用社值班的同志算进去，偌大一个院子也就三几个人，最少的时候只一头一个俩人守家。到处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特别是昼短夜长的寒冷冬季更是乏味无聊。这时，与我相伴的就是这支长枪。

我会早早地拴上营业室的大门，别上守库室的暗锁，取出弹夹压弹上膛把枪支倚靠在窗前的两抽桌上。然后脱衣上床，或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或眼睛盯着尖尖的屋顶呆呆地出会儿神，有时是数着芭顶的秫秸杆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夜间方便也靠痰盂解决，绝不离开库房一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去厕所，而是将子弹退出枪膛，把弹夹放进保险柜，以防不测。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值守库房开始，到去山东省财政会计学校上学离开黄楼所，我每天都重复着这些动作。与“三八大盖”相处一年多，摸它无数遍，但是从没有完全意义地动过它。但是，我还真的打过一枪。

那是1973年春节前一个大雪飞舞的上午，在老郭的鼓动下，在当过兵老刘的指导下，我把“三八大盖”探出守库室窗外，对着院子南墙扣动了扳机。因既无目的也无目标，事后发现子弹把砖墙打了一个茶碗口大的坑。长枪的后坐力，让我的右肩痛了好几天。

（四）自行车解款也安全

随着国民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银行基层营业机构的款项押解工作不断发生变化。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骑自行车、乘公共交通工具，到80年代启用一般汽车、改装型运钞车的自行押解，发展到今天的专业公司、专业队伍和专用车辆的专门押运。我在黄楼所工作期间，押解现金完全是靠自行车解决的。

那时，社会生产力低，资金流量小，现金需求不大，县行核定我们的库存现金限额为十二万元。无论大于限额或低于限额，均要向县行汇报进行上解或下解。由于营业环境为农村，多服务于农业和农民，黄楼所基本是上解少下解多。上解，是指现金库存多于限额，由上级行解回保管。下解，则是库存不足，需上级行补充现金。

一般情况下，上解多发生在春节前生产队分配兑现，农民将余钱存入银行或信用社之时。下解就不同了，一个月要下解两三次。在农副产品收购的夏秋季节和现金投放较旺的第四季度，一周甚至更短就要下解一次。每次下解现金多在五万元左右，发工资或集中收购农副产品的日子会超过十万元。单次解款金额虽不大，但时值流通的第三套人民币面值只有“十八元八角八分”，也需装一大帆布袋子。

每当营业所需要下解或上解现金，我们会用电话提前一至两天密码报告县行出纳股，由他们作出安排。密码编制十分简单，多数为日期加金额组成的数字，有时遇到比较熟悉的同志接电话，也直接报数了之。那时，通信设施十分落后，打摇把子电话给县行报组数字，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有时一上午都报不出去。接到报数的一两天之后，县行便安排押运员用自行车将款送到或解走。

自行车押解由两名同志完成，一人解款，一人押运。解款人将专职出纳和管库员铅封的帆布口袋捆到自行车的后货架上骑车在前，押运人配一支手枪、两发子弹骑另一辆自行车在后。两车保持距离20米左右，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不测情况。

他们不管酷暑炎夏还是严寒冬日，长年累月奔波于县行和各公社营业所之间，辛苦之余更多的是担惊受怕。特别是天热衣单的夏季，押运员腰间的枪支无法掩藏，极易暴露目标，风险度更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提着脑袋搞解款干押运。

从县行到黄楼所二十多公里的砂石公路，他们要走两个多小时，有时遇村民在路边赶大集时间会更长。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早上7点多钟出发，送到现金后上午返回县支行。但也有遇到路上不顺的情况，赶到营业所已是中午时分。这时，我们会到搭伙的烟叶收购站职工食堂，一人花两三毛钱买份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有时会一人扔下两毛钱几两粮票，有时就算我们请客了。

遇到调款旺季，人员不够用，县行出纳股也会临时抽借各营业所出纳员帮助押运款项，有时甚至由出纳员自己押自己运。我就干过这样的差事。

那是1973年的5月份，营业所附钞零币不能应付日常营业，急需县行调运解决。恰巧，出纳股人力紧张，便通知我们自行到县行提款自行押解回营业所。

这天，我草草吃完早饭，骑上所里那辆半新的大金鹿自行车，9点多钟便赶到了县行，出纳股的同志已备好整整一帆布袋的角分零钞。办完相关手续，他们帮我装上自行车绑定捆牢，又叮嘱了几句以后，我推车离开了县行。

一路上，我战战兢兢，忐忑不安。两眼盯着前方紧蹬快赶，也不时观察观察两侧的行人和车辆，生怕暴露目标遭人抢劫或发生其它不测。终于，在中午饭前，我浑身是汗地回到了黄楼所。现在看，这万元的零钞附币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我的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年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

用自行车解款，条件差速度慢，人为因素多，风险系数高，极易发生问题。不过还好，我在黄楼营业所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县没有出现丢款以及押解人员失职渎职等情况，也没有发生拦路抢劫、威胁人身安全的刑事案件。

1973年6月，我被山东省财政会计学校银行专业录取。1973年9月中旬，我离开了工作一年七个月的出纳岗位，离开了那支“三八大盖”，离开了黄楼营业所……

作者简介：崔方春，山东青州人，从事银行工作41年，退休职工。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已发表诗歌散文数篇，出版长篇传记《往事记忆》。

壹点号山东创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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