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让是谁——《工钱劳动与资本》译者考(资本会让人疯狂)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国人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载体。在收集、整理和考证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中文译本的过程中，有些早期中文译本的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有些中文译本的译者由于缺乏文本考证而产生了讹传。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推出一组关于译者的考证性文章，以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们。

作者：李惠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工钱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者署名“袁让”，另外在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号广告上有“袁湘”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已出版的消息，所以目前一般认为，这个译本的译者是袁让（袁湘）。因为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书的译者和编者一般不用真名，且目前除了能找到“袁让”和“袁湘”这两个名字以外，再查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资料，所以“袁让”可能并不是译者的真名，而是译者的笔名。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译者袁让极有可能就是李汉俊。

一、有学者根据口述记录和书信提出，李汉俊翻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据李丹阳（李汉俊之外重孙）所考，《工钱劳动与资本》一书的译者可能为李汉俊。一是袁溥之（李汉俊当年的学生）回信中曾写道：“以前我曾读到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现在知道他(李汉俊)就是此书的译者，自然十分敬佩。”二是早年曾参加革命的刘子谷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李汉俊翻译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并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把全部稿费交给武汉党组织作活动经费。三是李汉俊的家乡湖北省潜江县袁桥村，袁氏和李氏不分家，即李汉俊有可能用袁姓笔名。

二、李汉俊遗留下来的讲义手稿暗示了《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译者是其本人。李汉俊的讲义实物目前保存下来两份，一份是《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由武昌正信印务馆代为印制，印刷时间不详；另一份题为《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印刷单位和时间均不详。这两份讲义推测写于1922年夏至1924年夏之间，是李汉俊在武昌高师的讲稿。在《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第39页中，李汉俊在引用《工钱劳动与资本》中译本时，没有像引用其他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译本那样标明“陈望道译本”“李培天译本”等。这似乎暗示，他所参引的是自己翻译的译本。因此，袁让可能为李汉俊。

三、李汉俊具备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的外语水平和知识储备。《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本译自德文本，并参考了英译本。李汉俊在1920年3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缺少高谈阔论的短篇文字，他主张，“懂外国文字的人”应“下工夫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李汉俊的德语水平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驱中是出类拔萃的。茅盾曾和李汉俊在1921年间有很多的工作关系，他回忆说，李汉俊“德文说得很流利”。在《唯物史观解说》的“译者附言”中，李达说：“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多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也是李汉俊帮助从德文校阅的。鉴于当时在中国既懂英语又懂德语的社会主义者极少，故学过并掌握这两门外语的李汉俊为译者的可能性较大。

四、对比同时期李汉俊的其他译著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术语存在一致性。将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所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术语使用上存在相似之处。“生产方法”“供给与需要”和“读者诸君”等术语的用法是完全相同的，“生活必需品”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中出现过并译作“生活必要品”，而在《工钱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也译作“生活必要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剥削”这一术语在两个译本中均译为“掠夺”，而这一术语在1903年以前就通过“日译本”传入中国，它在日文里的写法是“榨取”，李汉俊在根据“日译本”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时这一术语却是“掠夺”，在《工钱劳动与资本》中也写作“掠夺”。另如，“工银”一词在日语中与汉字的写法相同，表示“工钱”“工资”的意思，在民国时期定义并不清晰，工人可能难以理解，因此用更加通俗的“工钱”来代替，而“工钱”一词确是江汉平原一代的常见民间用语。在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中有一句“你现在所得的工钱是好多呢？”，这是江汉平原的常见方言。译词不同于日文转译，这显然是以德文作为底本的缘故。

五、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所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两部著作的序言是相同的叙述逻辑。李汉俊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重点强调了初学者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他指出以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即使《资本论》有了中文译本也读不懂，因此他建议先阅读马尔西所著的《经济漫谈》（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这种最通俗的读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和利润》。除此以外还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两本书与《资本论》是社会主义三经典。在《工钱劳动与资本》的序言中，他提到“按马克思底学说，有两个根底，一个是普通的做唯物史观的历史论，一个是把资本家的经济组织解剖出来批评出来了的经济论；据恩格斯英译底《共产党宣言》时所附记序文……所以仔细读来，那此后12年，所发表的《经济学批评》和更在其后所发表的他一生地杰作《资本论》两书所述的他底经济论，其种子已明明可由这小册子中看出。所以，此书虽叫作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宝筏，亦无不可”。从这两个序言都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的译者都阅读了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十分熟悉《资本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这在当时缺少中文译本的时代并非易事；另外，两部译作都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与核心。

六、考察人民出版社当年通告的“计划出版图书”的翻译情况也显示出李汉俊的参与。1921年，人民出版社预告出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实际上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漱石即李汉俊译）、《共产党宣言》（陈佛突即陈望道译）和《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其中《共产党宣言》属于重排，另外两种是在我国首次出版。罗章龙曾回忆说，“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鉴于“亢慕义斋”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均与北京大学直接相关，我们可以大致推断，1919至1920年间，由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及相关文献，极有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献底本。因此，“袁让”应被锁定在“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这群人之间，而其中就有李汉俊。如果对比《资本论入门》和《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语言风格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两部著作的译者是否为同一人，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入门》一书并无踪迹可寻。这三本书有两本都和李汉俊有关，《共产党宣言》经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后出版，而《资本论入门》则是由李汉俊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参照德文和英文译成，其中还参考了英译版的《共产党宣言》。有学者认为，陈望道翻译此书参考英译本，德文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1919年至1920期间由李大钊引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此，如果将懂德文又懂英文，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且还精通马克思经济学说，熟悉《资本论》，同时担任几大出版社编辑等条件汇聚在一起，李汉俊没有参与翻译《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任务反而是不可思议的。李汉俊当时在上海活动，他和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并帮助李达根据德文补译部分《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后，交由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同时，他还积极为党刊《共产党》月刊撰稿，担任《劳动界》周刊主编。李汉俊完全有能力、有可能是《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译者。

总之，1921年以前多数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相关的外文著作的翻译都有李汉俊的参与，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著作以外，李汉俊还参与翻译了《资本论解说》（没有署名）、《价值、价格与利润》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可能只译了序言），基本上“马克思全书”出版计划中和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的作品的翻译任务都是由李汉俊担任。李汉俊曾使用“李漱石”“李人杰”“李定”“海镜”“先进”等多个笔名，袁让也极有可能是李汉俊的笔名之一。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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